现在的北京大学的红色正门，涂金色的装璜、门前有狮子，是原来燕京大学的正门。我没去过燕京大学，但知道当时在北京有一条顺口溜，叫“北大穷、燕大阔、清华俊、师大老”。我在哪里读到的，女学生之间流传着这个顺口溜，找男朋友时管用。
说北京大学的学生贫穷真是没有错，看上去他们的生活都很简朴。首先，穿西服的学生几乎没有，好像只有可数的一二个人穿，大多数都是深藏蓝色的中国式粗布衣服。但燕京大学几乎都穿西服。所以，有时在向燕京大学方向去的汽车上偶然遇到他们，都用英语说话，使我感到有点异样。
此外，我在其它大学还当过旁听生。中国大学是与北京大学的浙江系派的诸先生合不来的人组成的大学。与北京大学的钱玄同并列为章炳麟门下四天王之一的吴承仕，号检斋，他就与北京大学合不来。章炳麟此人，像大家知道的那样，他是古文派。汉代经学有古文派、今文派之分，尊崇古文派的《春秋》解释是《左传》，但他的解释又与传统的《左传》解释不一样，如章炳麟认为《左传》中含有丰富的革命思想。而与《左传》及其他古文派对立的今文派推崇的经典是《公羊传》，章炳麟因是古文派，所以不尊《公羊传》。但是，成为北京大学教师的钱玄同，以及马裕藻，都是从老师的古文派转向今文派的人。转向的原因，是因为读了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，十分赞赏、佩服。
所以在学校的课堂上，——这也不愧是中国人——钱先生、马先生也不说《左氏传》，而说《伪左氏传》。本来还以为只有傀儡政府才用“伪”。（如满洲国叫“伪满洲国”。）他们认为《左氏传》是西汉末的刘歆所伪造的，所以叫“刘歆伪造的伪左氏传”。
但吴承仕先生是守承师说的古文家。那时候，把古代典籍作为研究对象并不像日本学者这样自由安闲，往往都与自身的实践相联系。那些先生们往往都分属于某个政治派系。吴承仕一派的人就都在中国大学，与北京大学是对立的关系。而且，中国大学从政治上说是反蒋介石的。当时的北京大学大体上是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联结的，与此相对立，中国大学则与汪精卫、阎锡山的路线相联。
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在“五·四运动”时是文化运动的中心地，其实它还有与辛亥革命相关联的革命性的学者，用现在的话说是进步性的学者，更准确地说，还是革命性的。
在日本，我们当学生时，最先进的学者，现在也有在文部省周边成为大人物的，几乎在相同的时候，北京大学的先生也有类似的情况吧。而在与北京大学以外的人接触时，他们对我们这些日本人说话就不大忌讳。如他们曾对我们说：北京大学这般人，在北京大学之内也就算了，还把势力扩展到故宫博物馆、历史博物馆，以至孔德学院，几乎想一手垄断所有的文化机构，这怎么行呢？！
另一方面，我曾去过北京大学的马裕藻先生家二三次。其最后一次的情况我在《各个时期的人》中写了，我临回国前去辞行，他说：你听了我的《春秋公羊传》课，但革命是不能一日成功的。可见，先生是把《公羊传》当作革命理论来讲的。实际上，我并未听他的这门课。他还说，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想到革命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成功。你既听了《春秋公羊传》，回国后，也不要操之过急地行动。这些我都写在那篇文章中了。在此以前有一次去拜访他，他对我说了一句很放肆的话：师范大学、中国大学的人都是低能儿。
我在快回日本时，对于照顾、帮助过我的老师们，宴请过一次。我把北京大学和非北京大学的先生们一起请了。因为客人只有我一人，所以被劝喝了许多，有点醉醺醺的。我本该说一些“你好”、“十分感谢”之类的话就起身告辞的，实在是先生们的话很有意思，我也就迷迷糊糊地坐着听。作为客人我不离席告辞，当主人的老先生们也不能走。北京大学的先生们与非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平时不大见面，今晚是难得的聚会吧，在我醉醺醺坐着时，马先生与吴先生激烈争论了起来，是关于该不该信守郑玄经说的问题。马裕藻认为郑玄经学都是牵强附会的，吴先生反对。真是十分热烈的争辩呀，这样壮烈的论战，此后，我在哪里也没有听到过。
“先生，请问……”
“那么，请问……”
………
想想他们都曾在日本同为章炳麟的门生，这样的场面实在很壮观。
（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《我的留学记》，吉川幸次郎著，钱婉约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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